奈良Milanich是巴纳德学院的历史学教授,著有《父权:对父亲的难以捉摸的追求。她在2019年告诉我们,19世纪和20世纪的科学家(以及伪科学家)痴迷于解开父权之谜,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发现遗传的圣杯。与此同时,报纸通过密切报道戴绿帽子的丈夫、好色的名人和他们有争议的后代的肮脏故事,加剧了亲子鉴定的狂热。
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因据称在医院产房调换婴儿而引发了一阵焦虑。法官们被置于所罗门(solomon)式的境地,必须决定谁是这些婴儿的合法父母,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客观的测试,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亲子鉴定诉讼。
一些研究人员坚持认为,口腔顶部的隆起包含了从父亲传给孩子的模式。其他人则依靠基于种族的伪科学优生学,创造了一系列身体特征,如鼻子大小、耳朵形状和头发质地,这些特征总是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但在20世纪20年代真正激发大众科学想象力的人是艾伯特·艾布拉姆斯博士和他的示波器.
艾布拉姆斯已经发展了他自己的关于人体电气系统的“科学”理论,他称之为“艾布拉姆斯的电子反应”或ERA。像许多人一样,他相信打开遗传的钥匙就在血液中,于是发明了一种看起来很荒谬的仪器,叫做示波器,据称可以测量血液中精确的电子振动:爱尔兰人的血液振动为15欧姆,犹太人的血液振动为7欧姆,等等。
尽管这幅画背后存在着犯罪嫌疑人和种族歧视的科学,旧金山高等法院法官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还是聘请艾布拉姆斯来确定一桩备受瞩目的亲子鉴定诉讼的结果。该案涉及一名叫保罗·维托里(Paul Vittori)的男子,他声称自己的女婴不是他的,但拒绝支付子女抚养费。艾布拉姆斯的神奇机器发现维托里确实是孩子的父亲,并立即使这位古怪的医生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亲子鉴定“专家”之一。
米兰尼奇问道:“如果我们都同意电子血液测试是疯狂的,他的发明是荒谬的,为什么它会得到如此多的报道,为什么加州法官认为这是一项有用的技术?”
米兰尼奇认为,像艾布拉姆斯这样的亲子鉴定骗子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关注,是因为受挫的法律体系需要一种科学的灵丹妙药来解决亲子鉴定问题。此外,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正努力应对迅速变化的性别角色和新的女性性独立带来的焦虑。这些测试,尽管实际上并不准确,却给人一种平静、自信的感觉。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人类血液中确实含有一些关于一个人的血统的明确线索。这不是电子振动,而是“血型”——或者我们所知道的“血型”血型检定: A, B, AB, O等。
血型有一些亘古不变的规律。例如,如果一个婴儿是AB型血,而他的母亲是a型血,那么他的父亲一定是B型血或AB型血。最后,法官可以使用实际的科学来确定一个男人是否真的可以成为孩子的父亲。但事实证明,即使是科学,也有局限性。